今年的1月3日，是我父親去世二十周年的紀念日。說心里話，在父親的祭日哀思時，總會情不自禁的回憶起我的那張“入伍通知書”……

1961年7月底，就讀于唐山六中的我，在等待高考消息的同時，并做好了參軍入伍的準備。結果，高考錄取通知書還沒到手，卻收到了一張印有“唐山市兵役局”鮮紅印章的“應征公民入伍通知書”。在唐山陶瓷廠工作的父親，看到我的入伍通知書后，高興地說：“你到部隊后，一定要好好干。你一定要牢牢記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我們這個家呀！”

我太爺太奶去世時，祖父才五六歲。家里窮得很，房無一間，地無一垅，近支族人又養活不起。無奈，為還葬母欠債，也為葬父酬款，祖父迫不得已，來到集市，插草為標，自賣自身。后被北山隆福寺云游的和尚收養為徒，當了和尚。消息傳到同族一位遠房的太爺耳際，因他乏嗣，便將祖父從寺中贖出，還俗，過繼為子。祖父長大后，與同村幼年喪母的祖母結了婚，先后生育子女7人（其中一人因少時患病，無錢醫治而亡）。那個動亂的年月，天災人禍不斷，一家人苦苦地在死亡線上掙扎……

后來，祖父在我黨地下工作者的教育影響下，秘密地參加到革命隊伍的行列中。1935年，國民黨偽政府同日軍在塘沽簽定協議，承認冀東為日本侵略軍“自由行動”的“非武裝區”后，父輩中又先后有6人秘密地參加了革命，有的當了明牌八路軍、有的為共產黨和抗日政府做“秘密的地下工作”，在隱蔽戰線上勇敢戰斗……

我們全家人的革命之舉遭到敵特的痛恨，所以敵人經常到我們家搜捕、抄抓，攪得我們全家人東躲西藏。

1944年農歷五月初四，祖父從馬家溝回到我村找黨支部匯報敵情，途經陡河北岸的“三叉溝”處，突然遇到被跟蹤的特務引來的日本鬼子，將祖父抓捕，押往馬家溝磚廠東門“警衛室”。審訊中，日偽軍又是拳打腳踢，又是皮帶抽，又是槍托劈頭蓋臉的狠砸，但祖父始終堅持“一問三不知”，寧可自己死，也不給黨和中國人丟臉，結果被殘暴的日本鬼子當場給殺害了……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了，我們全家人才翻了身，分了房子分了地，過上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日子。

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的1961年8月1日，當我懷揣著我的入伍通知書，向母親匯報我應征入伍的喜訊時，母親剎時顯得憂心忡忡，后來經1941年入黨的父親的勸說和解釋，這位曾遭受過敵人抓捕而死里逃生的母親，才轉憂為喜，高興地到村食堂稱了三市斤白薯面，全家人團聚一堂吃了頓“餃子”。

第二天清晨，父親同我赤著雙腳，從市北郊頂風冒雨，步行十五公里，到了唐山師范學校新兵集合地。父親臨別時，從懷中掏出了3個煮熟的雞蛋給了我，讓我在路上吃，我毫不遲疑地迅速將雞蛋塞還給了辛苦了大半輩子的父親……

在部隊，我沒有辜負父親的囑托和希望，年年受到嘉獎，還被評為五好戰士和技術能手。1965年在軍報訓隊當班長時的“抗美援越”戰備中，我和戰友共同創作和演出的活報劇《槍挑約翰遜》，在我軍的文藝調演中還獲得了創作獎和演出獎……服役三年期滿、士兵可以探家后，幾次的探家，我都看到我的那張“入伍通知書”被鑲掛在我家西屋的白墻上。可是我復員后，它卻不知了去向……

一九七六年，唐山發生的那場特大地震，全村的房屋全部倒塌，以母親為首的5位親人遇難，以父親為首的3人砸成重傷并轉院，造成家毀人亡，財物損毀極其嚴重。就連我在部隊和地方十幾年積攢和寫的十多本日記、報刊剪輯、各種文史資料和文稿等，幾乎全部失落損毀。從此，我對我的那張入伍通知書再也不報任何希望了。

1997年8月，父親患了不治之癥。患病期間，父親得知我兒啟鵬——自己的長孫又被批準參軍，并獲得了一張燙金的大紅“入伍通知書”后，他那因病失明的雙眼，又滾動出了晶瑩的淚珠兒。他的手緊緊握著孫子的手，語重心長地囑咐他在部隊好好干，莫望初心，發揚光榮傳統，爭當我劉氏家族第四代英勇堅強、保家衛國、為民不斷立功的頑強戰士！

我兒子剛剛到軍營20天，父親便走了。在整理父親不多的遺物時，卻在一個小盒子里發現了我那張久違的完好無損的“應征公民入伍通知書”。我的眼睛剎那間又滾下了熱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