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學習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第七章至第十二章，主要內容涉及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社會事業和社會管理改革發展、建設生態文明、和平發展等方面。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的重要文章《構建起強大的公共衛生體系，為維護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談談體會。文中提出，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黨中央統籌全局，果斷決策，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上下同心，全力以赴，采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用3個月左右時間取得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文中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爭表明，我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保障體系以及重大疫情防控與應急管理體系，總體上是有效的，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環節。在建立穩定的公共衛生事業投入機制，改善疾病防控制基礎條件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健全疾控機構和城鄉社區聯動工作機制，加強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疾病預防職責，夯實聯防聯控的基層基礎。在加強管理預警和應急反應能力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提升長期處置能力，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建立定期研究部署重大疫情防控等衛生管理健康工作機制，健全和優化平戰結合、跨部門跨區域、上下聯動的聯防聯控協調機制。總之，文中從各個角度都提到強化基層建設，建立聯防聯控工作機制的要求。讀了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論述，感觸頗深，疫情期間，按照中共唐山市委總體工作部署，我曾到一些縣區基層鄉村走訪督導疫情防控工作。在走訪的過程中，深感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引發了一個地區、一個城市在人口、交通、城市防控、社區和鄉村治理等一系列的連鎖測試。在這場特殊的突擊考試中，安全、衛生等城市治理要素，迫切需要融入到城市發展要素和日常管理之中。作為城市治理中最基礎的環節，社區的角色開始被重新定義。據相關資料顯示，廣州、深圳兩座千萬億級人口的超大城市，在這次抗疫過程中有不俗的表現。究其原因，堅硬穩固的社區“防火墻”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社區的功能與定位，值得我們將其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軟基礎建設工程中的重要一環進行研究、完善，正像習總書記所要求的夯實聯防聯控的基層基礎。

　　社區治理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依靠社會力量、利用社會資源，強化社區功能，解決社區問題，促進社區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協調發展，提高社區成員生活水平、生命質量的工作過程。社區不僅是公共權力“最后一米”實施的組織者，也是國家治國理政的指尖。不僅百姓需要通過這“指尖”感受國家大政方針的溫度和效率，同時，國家也需要通過它來了解社會的真實狀況和反響。但在疫情防控過程中，也暴露出社區治理中的問題。社區治理中的三個主體，居委會、物業公司、業主委員會存在角色混亂，分工不明，權責利交叉的問題，給治理帶來煩惱和麻煩，甚至事故。首先是居委會的角色定位存在問題，居委會是一個基層群眾性的自治組織，在事實上承接了來自行政部門的工作權力和工作職責。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導致居委會負擔過重，體現出來的狀態是責任大，權力少，事情多，待遇薄，常常超負荷運轉。疫情督導工作中，有一個超萬人的社區被隔離，社區人員向我們介紹，疫情中，小區內的人都知道有困難找社區。上級指令、民生保障，甚至人員生命安全都捆綁在僅有的9個人身上，但他們一直在堅守。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居民的主心骨，他們是疫情防控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線。他們不能退，他們也退無可退。另外物業公司和業主委員會也存在角色定位和缺位的問題。其次城市治理環節的另一關鍵節點——街道辦事處也存在功能錯位問題。主觀上，街道辦事處在社區建設和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理應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和協調不同級別、不同規模、不用隸屬關系的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不同層次居民群眾的能力。但在“單位體制”長期存在，對“條條”管理的過分強調，使得街道辦事處普遍存在“責大權小”的問題，因此在未來的社區管理中，應盡快明確各參與者的權責邊界，加強法律法規的制度建設，約束各自的身份邊界和行為邊界。要加強街道辦事處職能作用的發揮。鑒于社區管理的日趨復雜性、迫切性，尤其是在城市化不斷拓展的今天，社區人口密度高，流動性大，外來人口增加，人源異質化程度高，更應該擴大街道辦事處的職能權力，使其發揮綜合協調功能。同時，應加強居委會人力資源隊伍建設，適度提高工作人員待遇水平。這次抗擊疫情的戰斗中，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承擔了大量的一線工作，未來的聯防聯控建設中也急需加大這一關鍵環節的工作力度，加強對“退無可退”的新基層社區的基礎建設，使我國社會的基層治理更堅固、更穩健，使社會的基層運轉更順暢、更踏實，為維護人民健康提供有力的基層基礎保障。（作者：王連靈，民建河北省委副主委，唐山市政協副主席，民建唐山市委主委）